今天要介绍的是我的家乡——江西高安市相城镇矿山村北城自然村。在村后的小山上，有少量的古墓，从模糊的碑文中依稀可以辨认出墓主生活的年代在19世纪末期，也就是清朝末年，据此可推断，北城村具有较长的历史，经历过清朝与民国时期，直至走进了新中国。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村庄出现了很多变化。20世纪90年代末，为追求美好生活而不安于现状的部分青壮年村民通过传帮带的形式去上海从事大理石装修行业；他们凭借自身的聪明才智与辛勤的付出，其中大部分人经商成功。留在村里的村民，年纪较大的多为纯农，年纪较轻点的选择兼业，在务农的同时找一些非农的活干，以增加家庭的收入。但今天我要从以下方面来看展开我的思考。

历史最悠久的老屋如今也在新农村建设运动中倒下

老屋内部结构

一、土地流转新方式——竞标

在2016年以前，本村外出务工与经商人员的土地都是分散流转出去。2014年个别农户将农田以300元/亩的租金流转给外村大户，流转期限为3年。2016年底，流转合同到期，这些外出务工与经商人员的水田需要重新流转。随着这几年水稻最低收购价的提高，想扩大水稻生产规模的农户不断增加，直接表现在这次参与承租的外村农户明显多于三年前。本村参与农田转出的外出务工与经商人员决定组织起来，统一流转给某个农户，每亩租金不得低于300元，流转期限为4年。本村需要转出的农田规模在100亩左右。需要转入农田的农户们就得相互竞争，谁出价高便可获得这百亩农田未来四年的经营权。竞标规则是以暗标的形式进行，也就是先把自己想要转进农田的意愿价格写在纸上，不让别人知道，然后放在桌面上，最后同时公布。这次参与竞标的农民有8人，皆来自外村。开出的最高租金为480元/亩，其次为409元/亩，出价为409元/亩的为两个农民联合写的标。出价最高的农民经过慎重权衡水田生产的成本与收益，做出让人惊讶的举动，最后决定放弃所竞得的经营权。这样，出价409元/亩的这两个农民就自动成功竞标，获得这百亩水田未来4年的经营权（最高出价者与次高出价者是否存在合谋行为值得探究）。

需要说明的是，北城村小组外出务工与经商人员（土地转出方）何以在这次土地流转中占主导地位？除去内部统一组织增强谈判能力的因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缘自本村农业生产水利设施良好，灌溉便利，土壤肥沃，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较大的吸引力。本村300米外有一个地区中型水库，保证这里的水稻生产风调雨顺。此外，田间修了机耕路，便于农业机械作业。

高安市中型水库——矿山水库

在农业雇工成本连年提高的背景下，土地流转价格的不断攀升使粮食生产利润微薄，抑制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也阻碍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的形成，对我国粮食安全产生威胁。如何健全土地流转机制，规范土地流转行为，保持农户种粮热情，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是需要长期研究的课题。

北城村土地流转现场（拍摄于2017年2月2日）

二、为什么村庄的池塘淤塞无人管？

在洗衣机还未普及的年代，以供村民洗衣服为主要功能的池塘对于每一个村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即使在家家户户能买得起洗衣机的今天，池塘依然有其独特的功能，但是本村池塘长满水葫芦，淤塞长达十年时间之久，至今无人清理。

在池塘还未淤塞、水质良好的时期，村妇们在早晨先后来到池塘边，清洗一家人前一天换下的衣服。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确实如此，她们趁洗衣服的时间聚在池塘边，边用木棒捶洗着衣物，边谈笑风生聊家常，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为小村庄增添了许多生气。她们惬意的交谈声夹杂着木棒捶打衣服的响声穿透建筑与树林，传向远方，我甚至经常能听到对面村庄池塘边村妇们聊天的声音。聊天的内容无非是与家常和农业生产有关，但也经常听到一些母亲向其他村民夸耀自己的孩子多么孝顺与有出息，孩子给家里寄了多少钱，又给家里添置了什么物件......眉飞色舞间，流露出那份自豪感，成功达到让人羡慕的目的。

其实，池塘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成为村中重要的信息集散地。一方面，村妇在此频繁接触，有利于促进人们间的交流，加深相互间的感情，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村妇在此分享各自拥有的信息，形成信息的共享与知识的外溢。其中，人们关于农业生产方面的信息分享，有助于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与经验的传播，促进整体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与农作物产量的提高。例如，相互间分享水肥管理与病虫害防治经验。

池塘除了给村民提供洗衣服的场所，也是我们儿时戏水的乐园，还为大家提供少量的水产品，夏天去池塘抓泥鳅与黄鳝、冬天捡蚌壳。

既然池塘如此重要，为何它会淤塞十年之久，至今未见有改善的迹象？

第一，对池塘的依赖性下降，重视不够。大部分村民家中已经挖了直径一米左右的水井，全家的生活用水主要来源于水井，水井有足够的水时就在家里洗衣服，不再像以前跑到池塘去洗。因此，池塘淤塞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第二，劳动力外流，人员短缺。农业生产自然风险、经营风险与市场风险高，农业比较收益低下，在城镇化进程中，为改善家庭生活，增加家庭收入，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与经商，导致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趋势加快，在村庄公共物品（池塘、道路、灌溉设施等）提供方面劳动力短缺。

第三，产权不明晰，管理失位。池塘属于集体所有，集体属于大家，也就是人人有份。对于集体财产，人们缺乏积极性去维护，因为维护的成本被行动者独自承担，而收益不能排斥其他村民的分享，也就是实施行动维护集体财产的行动者并不能独占集体财产的收益，即其他人对集体财产收益搭便车的行为抑制了其行动的积极性。因此，对于集体的事，人们似乎天然地习惯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如果池塘承包给个人，池塘的使用权与收益权清晰界定给了某个村民，并签订长期的期限，必将激发承租方长期投资的积极性，那么池塘应该会得到较好地维护，就会避免如今被淤塞的状况。事实上，用于洗衣服的池塘也存在较大的缺陷。一方面，洗衣粉中含有磷元素，容易对水质造成污染，促使水藻快速生长，挤占鱼类生存空间，影响鱼类的生存。所以，洗衣池塘用于养鱼的价值很低，造成村民没有积极性去承包。以前承包一年才10块人民币，而且承包期限非常短，如此低的承包成本，承租方即使不对池塘进行维护也不会对其造成什么损失。

第四，外来生物入侵，水葫芦泛滥。现在农村的池塘到处可见水葫芦，几乎成为灾难。以前农村家家户户养猪，引进水葫芦是为了给猪吃，但随着大部分村民放弃养猪，繁殖能力强大的水葫芦被丢弃，其生长失控，造成池塘与水渠淤塞。

池塘的淤塞给村民的日常生活造成极大的不便，平常牲畜饮水与洗菜都困难，不在家洗衣服的村民要走很长一段路到田间狭小的泉水池那里去。请施工队在住房边挖一口直径一米左右的深水井需要花费上万元，给村民家庭带来较大的负担。希望借此新农村建设的良机，村小组内部加强管理，组织村民清理，建立有效的管护机制，改变这种衰败的景象；同时，上级部门应当正视民生需求，在村小组内部公共设施建设方面给以指导与支持。

淤塞的池塘

村中池塘淤塞，小编到村外洗衣

三、村民环境卫生意识显著提高

以前在家我习惯于将瓜皮果屑扔到房屋周边长满杂草的村道上，可在2016年的春节，当我吃完柑橘和柚子时，我妈会阻止我把果皮扔在外面，要求我把垃圾集中放在村委分发的垃圾桶中。可见，新农村建设成果显著，“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的理念已经深深植入村民的脑海中。

很多人对农民固有的印象为落后、愚昧，其实这是对淳朴农民的偏见。农民根本上是理性的，他们的行为是在面临各种约束的环境下追求效用最大化而做出的。他们多数人为风险规避者，在保证生存安全的基础上追求家庭收入的最大化。如果破除他们受到的约束，他们的行为会更接近于外人所能理解的情境。就像给村民免费提供垃圾桶，他们没有理由不讲卫生一个道理。

四、淳朴乡风犹存

村民长期共同生活在这个固定的区域中，彼此交往频繁，非常熟悉，相互间信任度较高，逐渐形成并保持互帮互助的传统。

小时候，村里其他种植柑橘树较多的村民在每年的收获季节会拿出一部分分享给其他村民，这个传统一直被延续；读大学期间，我爸承包了村里的莲藕塘，于每年寒冷刺骨的冬季到池塘里挖莲藕到乡镇农贸市场上去卖，以增加家庭收入。虽然挖莲藕非常辛苦，但我爸毫不吝啬，依然会拿出一些送给其他村民。2017年春节前，在村里养鱼的村民把池塘抽干抓完鱼后，也送了一些大鱼给我家。这些事例表明北城村内部相互分享的传统得到传承。

村民间的这些互惠行为体现淳朴的乡风犹存，表明大部分村民具有共享精神，乐意与他人分享对方没有而自身拥有的物品，这样在村庄内部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收获更多的友谊与帮助。可以这样去理解这个传统——产权维护的需要。感谢其他村民在过去的日子里的支持与帮助。在村内开展生产活动，其他村民没有搞破坏就是一种支持；主动分享行为虽然使其短期内损失了一定的货币收入，但在与其他村民间的关系上进行少量的投资能够促进双方感情，获得其他村民的理解与支持。从长远来看，在村庄内部能够更顺利地开展生产活动，这在学术上被称为边缘合约匹配核心合约，从而保证生产经营这一核心合约得到实施。

小编家的柑橘树

五、老年留守农户开辟替代收入渠道

人到60岁，真正步入老年时期，随着身体机能的弱化，不得不面临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非农就业机会锐减，也就是说在非农领域找不到活干。我爸说农村建筑队一般不找60岁及以上的人加入，一方面是因为其行动相对迟缓，工作效率下降；另一方面，年纪增大，在工地上面临的风险上升，雇主不愿承担这个风险。

村里60岁及以上的勤劳的留守农户，在所经营的田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当其非农就业岗位丧失、非农收入渠道关闭时，农业收入又重新成为其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家庭收入水平可能面临大滑坡。为降低非农收入丧失对家庭生活的冲击，减少对子女的依赖与负担，部分仍然具备劳动能力的村民一般会在自己熟悉的农业内部寻找替代收入渠道。例如去挖草药、抓泥鳅黄鳝去卖。但从这些渠道获得的非农收入也是杯水车薪。

解决“三农”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目标是农业要强、农村要美、农民要富，核心问题还是农民增收问题。在工业化与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镇与非农转移，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愈加突出，60岁及以上的老年劳动力群体必将越来越庞大，在他们非农就业机会丧失，但自身又有较好的劳动能力的情况下，解决其就业不充分，增加其收入的其问题就亟待解决。相关政府部门应主动作为，为其提供免费的农业技能培训，协调金融机构提供小额信贷服务，帮助村民发展特色种养业或许是一条值得探索的途径。在创业组织选择方面，可以尝试农民合作社的形式，通过能人或者龙头企业带动村民参与特色种养殖业，建立合理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吸引农户积极参与。毕竟在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市场消费需求转型升级，对特色农产品的需求增加。

保洁员在打扫村广场卫生

六、环保先行，但猪场设施是否必须拆除？

高安市政府出台政策规定，要求在2016年12月31日前完成禁养区重点区域内的猪场拆除工作。这些重点区域包括锦河、肖江河两岸1公里以内，连锦溪两岸500米以内，饮水源聚水区，以及村庄内及距离村庄等人口聚集区300米以内（信息来源互联网）。

对于村庄内部及周边猪场拆除工作，绝大部分村民是支持的。规模养猪不可避免地造成村庄水污染与空气污染，给村民的生产与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村内的猪场拆除之后，井水原有的猪屎味消失了，村内弥漫的臭味消除了，此起彼伏的噪杂的猪叫声也不复存在，小村庄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有些猪场靠近稻田，猪粪漫过田埂，流进稻田，导致稻田的肥力过剩，使水稻在收割季节难以成熟，造成减产。猪场的这种负外部性在村内引起过不少纠纷。因此，大部分村民非常支持拆掉猪场的政策。但是政策存在宣传不到位的情况，养殖户对政策把握不到位，应对不及时，产生较大的损失。据养猪户反映，一开始是明确要拆除村庄300米内的养猪场，后来扩展到500米内，最后延伸到800米内的猪场都要拆迁。离村庄较远的养殖户原本存在侥幸心理，以为自己的猪场不用拆，到最后还是被拆掉。在这种侥幸心理的驱使下，没有去积极应对被拆迁的事实。例如，养殖户早做准备，提前拆除养殖设施，将建筑材料转卖，降低损失。

农民创业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其中政策的不确定性就是其中一方面，使其决策产生困难，甚至导致创业失败。有些被拆除的猪场刚建成投产两三年，甚至投资都没有收回，猪场就面临被拆的命运。

很多具有养殖技术的村民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投资建设养殖场，从事养殖工作，兼种一些田地，这样不仅自身在农村地区实现充分就业，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人员收入水平的收入，还能够照顾子女与父母，保持家庭的完整。然而，这突如其来的政策逼得这些村民再一次做出改变，在主要收入来源被砍掉，农业经营面积有限，农业比较收益低下的条件下，其中一部分人再次踏上了背井离乡与外出务工经商的道路，带着浓浓的乡愁离开家乡。

相关的政策只一味地拆除猪场，却不关心部分存在困难的养猪户后续就业的问题，对于猪场设施合理利用的情况也未加以考虑。村庄周边的规模养猪行为应当被禁止，但猪场是否一定该被拆掉就值得商榷。因为猪场作为固定投资，在不用于养猪后还是可以转作其他用途！只要不用于有污染的用途就应当被允许，如此，村民的固定投资才不会变成永久的沉没成本，禁止养猪的损失才有可能降低。

希望这些猪场被拆除的村民能够获得合理的赔偿与补贴，在转业时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在开始新一轮创业前充分考虑潜在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最大限度的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进而提高创业的成功率。

北城村正在建设新农村，这是村庄发展史上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做好发展规划必将实现村庄的跨越式发展。但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改变，核心在于产业发展。如何组织凝聚村民力量，改变村民面对市场时的弱势地位，开辟新的收入渠道，发展特色种养业，甚至是农林产品加工业，使村庄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才是应当被重点考虑的问题。（此文写于2017年1月28日）

新平整的宅基地，一幢幢新房将拔地而起

 前进中的北城